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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要素是經濟增長過程中重要的投入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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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中,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國家重點學科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指導教授,博士生導師。生態環境部科技委員會委員,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常務理事。主要從事環境與自然資源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獲得2009年綠色中國年度人物。


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社會上有輿論認為,生態環境保護力度可能會有所放松。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為什么經濟下行不應該放松環保力度?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時期,為保持經濟穩定,應從哪些方面減輕壓力?為此,本報記者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馬中。


對話人: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馬中


采訪人:本報記者郭婷


為什么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不應該放松環保力度?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沒有將環境要素考慮進去,如果放松環保力度,將不利于經濟高質量發展


中國環境報:當前,社會上有輿論認為,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所以生態環境保護力度可能會有所放松。您認為,這種說法是否成立?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為什么經濟下行不應該放松環保力度?


馬中: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提高環境標準,加強環境監管,和過去排放不達標、無處理排放相比,肯定會增加企業的環境成本。但是,過去很多企業沒有達到生態環境保護的要求,通過偷排、超排等環境違法行為獲得的收益,都是不合理的收益和利潤。如果忽略這一點,只看到企業的成本比過去增加了,這種觀點顯然是不正確、不合理的。


為什么環保監管嚴了,有的企業就虧損了?說明這樣的企業過去掙的是污染環境的錢,是黑色增長。為什么過去環境監管不嚴的時候,這些企業能盈利?說明這些企業的經營管理能力出現了問題,只能靠污染環境來攫取利益。


經濟增長模型的基本原理認為,實現經濟增長,就需要要素投入,比如勞動、資本、資源等,如果這些要素的效率越高,產出就越多,企業盈利能力就越強,經濟增長也越快。以煤炭為例,同樣發1度電,誰使用的煤炭越少,誰的煤炭利用率就越高,成本就越低,利潤自然增長得快。一直以來,環境要素(環境容量)其實也是經濟增長的一種要素投入。環境要素怎樣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作為一種投入要素發揮作用?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治理污染物的成本越低,環境要素利用的效率越高。由此可見,環境要素是經濟增長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投入要素。


但環境要素與其他要素不同的是,環境容量的高效率利用可以無成本。一個企業要盈利,必須投入資本購買技術、資源和勞動力等,然后才能有產出。但環境要素不同,企業向環境中排放污染物,可以不投入任何成本。與安裝運行污染治理設施的企業相比,不處理污染物直接排放的企業對環境要素的使用效率更高。這與其他要素的效率實現方式完全相反。這是經濟學界長期忽略的一個問題。


我們曾分析過一家鋼鐵廠的生產經營活動,在投入生產的十幾年里,即使在鋼價很低的時候,這家鋼鐵廠依然能夠盈利。但如果這家鋼鐵廠安裝脫硫設施,按照國家排放標準減少二氧化硫排放,只要生產就會出現虧損。這說明過去這家企業一直是靠犧牲環境來實現盈利的,一旦將環境治理成本計算進去,企業就要虧損。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沒有將環境要素考慮進去,如果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就認為是環保施加的壓力,從而放松環保力度,將不利于經濟高質量發展。所以,加強環境監管就可以倒逼企業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


中國環境報:近年來,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力度不斷加大,污染防治工作取得很大進展,呈現良好態勢。請問,如果現在放松環保要求,會給今后的環境治理工作和經濟高質量發展帶來哪些影響?


馬中:過去為了實現經濟快速增長,我國的環境標準比較低,環境制度和環境監管也不夠嚴格,這就形成了巨大的利益空間,生產者和消費者都在利用環境帶來的紅利。但是,這種環境紅利其實是污染紅利。


經濟學中有一句名言:“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就是說,如果想要收益,必須先有投入。但對于污染者來說,環境紅利就是“免費的午餐”。這種“免費的午餐”對生產者或消費者是無本收益,但卻對環境產生損害,造成公共影響。環境紅利帶來的收益,是和其造成的公共損害同時存在的。這種“免費”其實不是真正的免費,其費用實際發生在外部,收益發生在內部。但是,這種公共損害在短期內不會直接影響經濟增長。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掙著環境紅利的錢,卻沒有意識到環境紅利是經濟增長的來源之一。


經濟快速發展的教訓就是資源環境代價過大,表現為環境污染、生態破壞,這種經濟增長方式是粗放的、不可持續的。將這種代價轉化到內部就是環境治理成本,所以,我們現在進行深刻反思,要推進綠色發展、高質量發展,推進新舊動能轉換。如果放松環保力度,就無法實現經濟結構轉型,也無法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為保持經濟穩定,應從哪些方面減輕下行壓力?


要降低交易成本、稅費成本、資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勞動成本,而不是環境治理成本


中國環境報: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時期,為保持經濟穩定,應從哪些方面減輕壓力?


馬中:剛才提到,經濟生產需要多種要素投入,如勞動、資源、資本等。這些要素具有提高效率的可能性,比如,通過技術進步提高能源效率,提高勞動生產率,調整貸款利率等。要素效率不斷提高,成本不斷降低,經濟才能不斷增長。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三去一降一補”,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要減輕企業壓力,就要降成本。這里要降的成本是交易成本、稅費成本、資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勞動成本,而不是環境治理成本。因為一直以來企業的環境治理成本已經很低了,如果降低環境治理成本,會付出更高的環境外部成本。由于其他要素成本都比較高,所以,當將環境治理成本計入時,很多人會覺得壓力增大。其實,環境治理成本相對于其他成本來說是非常低的。


為什么其他成本這么高經濟卻增長很快?因為環境治理成本一直很低,所以生產的總成本不高,經濟還能快速增長。而降低其他成本要花錢,要投入才能實現,而環境治理成本不用投入就可以降低成本,企業何樂而不為。然而,現在環保力度加大了,倒逼企業支付本應支付的環境治理成本,企業就覺得壓力是環境治理帶來的,卻沒有認識到其他成本過高帶來的壓力。


當然,通過不斷提高環境治理技術、完善價格機制,環境治理能力可以不斷提升,治理成本也可以不斷降低,從而實現治理污染和降低成本雙贏。這種環境治理成本的降低,恰恰是通過嚴格環保規制實現的。


中國環境報:請問,國外有沒有環境與經濟矛盾的階段?有哪些好的做法值得借鑒?


馬中:環境污染其實是一種市場失靈的表現,因為環境是公共物品,市場是競爭的,所以誰也不愿意增加環境治理成本。國外一些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也出現過這種犧牲環境發展經濟的情況,比如美國、日本、英國等。


這些國家在意識到這一問題時,采取的做法是以減輕環境損害為目標,制定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例如,美國酸雨造成的經濟損失價值1200億美元,為了控制酸雨造成的損害,就要減少燃煤電廠排放的二氧化硫。通過分析評估,減輕酸雨造成的損害需要減排1000萬噸二氧化硫。減排1000萬噸二氧化硫,如果采取工程措施,每年需要花費60億美元,如果征收排污費,每年需要花費40億美元,如果采取排污交易,每年需要花費10億美元。通過政策評估,決定實施排污交易政策,最后,用最小成本實現了1000萬噸的二氧化硫減排,同時美國的電力生產和經濟一直保持增長。


所以,有明確的減排目標,有嚴格的環境標準,有最有效率的減排政策,就可以在不會對經濟增長造成壓力的情況下實現生態環境保護的要求。


中國環境報:當前,怎樣通過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推動高質量發展?


馬中:環境要素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基礎。一方面,環境容量的承載力可以容納經濟活動產生的污染物。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過生態環境保護,可以倒逼生產技術、污染治理技術和資源利用技術進步,例如循環經濟,用再生資源替代可耗竭資源,從而促進經濟發展更加綠色、可持續。


以德國為例,因為環境保護標準十分嚴格,德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很快,在相繼放棄使用煤炭和核能之后,光能、風能、生物能在能源消費占比達到35%,而我國水能、核能、光能、風能、生物能五大非化石能源的消費占比僅13%。正是因為德國嚴格的環境標準,促進了高質量、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所以,生態環境保護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就在于引導其走上一條可持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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